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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想起母亲走的那天早上。

    她说，孝贤，我听见你外婆在叫我。

    窗外那棵树，叶子响了一下，她就闭眼了。

    她的眼睛，也是这么亮晶晶的。

    银幕上，1945年。

    日本投降了。

    槟城街头，人们涌出来，欢呼，流着眼泪放鞭炮。

    蓝屋的门开了，黄月萍跑出来。

    她穿着那件月白旗袍，头发还是挽在脑后，但白了几缕。

    她跑到后院墙角，蹲下来，用手挖土。

    挖了很久。

    挖到了。

    她抱起那个铁盒，打开。

    信纸还在，照片还在，纽扣还在。

    但那张船票，1938年从厦门到槟城的船票，不见了。

    黄月萍愣住。

    她把铁盒翻过来，倒过去，里里外外找了一遍。

    没有。

    她站起来，看着那个空了的铁盒。

    然后她笑了。

    笑得很轻，比那声“啪”还轻。

    “他回去了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第九排，那个攥着老照片的中年人，低下头。

    照片上是他父亲，1942年死在橡胶园。

    他从来没回去过。

    但那张船票不见了。

    银幕上，1965年。

    新加坡，市政府大厦。

    黑白影像，颗粒很粗，是档案胶片的质感。

    镜头推进一扇门。

    门开了。

    一个中年人走进来，穿着白色衬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
    他走到麦克风前，抬起头。

    李光耀。

    三十八岁，脸上还带着青年人的轮廓，但眼神已经沉下来。

    他开口说话，英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。

    “世界怎么对待一个小国，我们无法控制。但我们可以控制的是，怎么对待我们自己。”

    镜头推近，推到他的脸。

    他红着眼眶。

    他停顿了一秒的瞬间。

    就一秒。

    然后他继续说下去，声音平稳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
    但那一秒，一滴眼泪从他的左眼滑下来，顺着脸颊，流到嘴角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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